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良渚文化的发掘已成为长江下游新石器晚期考古的代表。尤其是出土的良渚玉器，其数量之多、质量之精美，令人叹为观止，不仅引发爱玉人士的关注，也在海内外学术界掀起一波“良渚热”。而在有关良渚玉器的研究中，最常在学者之间引发热议的，莫过于普遍出现于玉琮、玉钺或一些锥形器上的主题纹饰“兽面纹”了。

虽然兽面纹在不同器表上，有繁简和精粗之差别，并且雕琢的技法也有细线刻琢、浅浮雕和透雕等不同表现，但其最重要或最基本的造型，当属一双圆睁的巨眼。

以反山M12号墓（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最高等级的大型墓地之一）出土的玉琮之王为例，在其外方内圆的筒形柱体上，四个侧边均雕琢了“兽面纹”。兽面以棱脊为中心，向左右水平展开，重复铺陈了两层不同的纹饰，让它们成组相对。上层的纹饰，雕刻了以平行线代表羽冠的两条长横棱线、双圈的眼纹，以及内填涡纹、代表鼻头的短横棱；下层的纹饰，虽也有双圈大眼及描写鼻头的短横棱，但在双眼外，又加上了浅浮雕的卵形眼睑和桥形鼻梁，在眼睑与鼻梁上，也都雕刻了各种线纹与圆涡纹。

历史学者邓淑苹认为，这种由上层“小眼面纹”与下层“大眼面纹”构成的花纹，正是由良渚文化崇拜的神祇演变而来。其中，“小眼面纹”代表神祇、祖先，“大眼面纹”则代表神灵动物，类似宗教信仰中的“三位一体”。良渚先民用玉琮祭拜天神、地祇和祖先，希望借由同类相感通的法力，向伟大的自然传递人们的祈求与希望。

玉琮之兽面纹，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1986年浙江余杭反山良渚M12号出土，浙江省博物馆藏

除了小眼、大眼兽面纹之外，在这件琮王的侧面，也雕琢了由神人和兽面组成的纹饰，十分引人注目。在反山的考古简报上，称其为“神徽”，后也有人干脆以“神人兽面纹”来命名。此“神人兽面纹”，由于综合运用了剔地浅浮雕与阴刻线条两种表现手法，因此雕琢出的纹饰相当繁复精致。通过线绘图可清楚看出，其上部为一戴有扇形羽冠的神人，脸呈梯形，双目圆睁，龇牙咧嘴；双臂外张，双肘内弯，手掌把持在神兽的双圈大眼边缘。其下部的神兽，有一对巨眼，两眼间为倒“T”形鼻梁，鼻下有嘴，嘴里有上下獠牙；下身呈蹲踞姿势，两腿外张，小腿内折，两脚爪趾弯曲相背。神人与兽面的身躯上，都布满平行线纹与圆涡纹，仿佛这个神物乃是由大地灵气凝聚而成，更增添神秘色彩。

左：良渚文化玉琮之“神人兽面纹”
右：良渚文化玉琮之“神人兽面纹”线绘图

过去对于“神人兽面纹”这一图像的含义众说纷纭。有人认为头戴扇形羽冠的神人应是良渚先民所崇拜的太阳神，而兽面则是老虎的形象；由神兽肢体呈蹲伏状，可推论这个纹饰应当是神人骑跨在老虎身上，正准备要升天的一种表现。考古人类学家张光直也从民族学的角度诠释了此图像。他认为在原始民族或巫师中，常以龙、蛇、虎等神兽（称之为“蹻”）作为助手，以达到沟通天地的目的，所以可将“神人兽面纹”视为一种典型的“巫蹻”母题。

另外，日本学者林巳奈夫是研究中国先秦两汉考古美术的权威，善于运用考古类型学对古代器物作细致的考察，并以此探究先民的神话传说、历史、宗教和思想，其研究非常具有启发性。他认为在良渚玉琮上出现的小眼、大眼兽面纹或“神人兽面纹”，很可能是太阳热神和日光神的结合体。其推论的依据在于，良渚玉器上的兽面纹巨眼左右两侧常伴随着鸟头纹饰的出现，而此种图像组成之原型可追溯到比良渚时期更早的河姆渡文化。

如河姆渡遗址出土的一件双鸟朝阳纹牙雕，中央即雕刻着一组同心圆，与外围的火焰纹共同形成太阳形象，两侧则为对称的双鸟纹。待演化至良渚时期的玉器，兽面纹饰的两侧虽仍保留简化的鸟头，中间太阳的形象却已逐渐为巨眼所取代。

双鸟朝阳纹牙雕，新石器时代，河姆渡文化，1977年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浙江省博物馆藏

即便如此，巨眼周围仍保留了“幻日”（指太阳的光芒透过卷云的六角形冰晶折射后，所产生的多重影像）的形象处理方式，可见其图像系谱的一脉相承。在南方稻作地区，稻子的成长和丰收，都离不开热量和光照这两种神灵，因此出现于良渚玉器上代表太阳神的大眼兽面纹饰，或许可以说是最符合该地文化的图形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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