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底，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Washington University （St. Louis）经济系博士生Dain Lee、Jinhyeok Park及经济系教授Yongseok Shin发表了论文“Where Are the Workers? From Great Resignation to Quiet Quitting”（译：《职场人士去往何方？从大离职到安静离开》）。论文分析了疫情后美国紧张的劳动力市场，并且指出除了就业人数减少，自2019年以来，收入较高、学历较高、原本工作时间较长的美国男性在疫情期间减少了最多的工作时间。

美国文学、政治、科学与艺术杂志《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作者Derek Thompson表示，一般来说，低收入群体比高收入群体工作时长更长，世界上不同时期、各个国家的工作时长基本符合这样的规律，例如瑞士人的年平均收入是柬埔寨的20多倍，其平均工作时长低于柬埔寨；上世纪50年代，德国人的工作时长也几乎是现如今的两倍。而美国高收入群体、低收入群体与工作时长之间的关系却完全与此规律相反。因此在看到本篇论文中呈现的数据时，Derek Thompson表态称，50年来美国高收入群体首次减少工作时间，“他们对工作的狂热状态终于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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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职场人士正在“安静离开”

美国高收入群体热爱工作的现象由来已久，Derek Thompson介绍称，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高收入美国人的工作时间就变得越来越长，“他们本可以用财富购买任何想要的东西，但他们却‘购买’了更多的工作”。从上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初，最富有的10%的已婚男性增加的工作时间超过了其他已婚男性，且他们在工作上的时间越来越长，Derek Thompson将这种现象描述为“工作主义”（workism），即“在宗教信仰日渐式微的时代，富有的美国人转向事业，以填补他们生活中面临的精神真空”。

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商业和社会科学类高级新闻总监Sara Savat介绍，在上世纪50年代时，平均每个美国人年工作时长超过2000小时，与德国、英国等工业化国家的工作时长相似；从上世纪50年代到上世纪80年代，随着工业化发展，这些国家民众的工作时长也在缓慢下降；而从上世纪80年代至疫情前，其他发达经济体国家的民众在工作时长方面继续下降，但美国人的工作时长进入稳定状态，平均每年的工作时间为1791小时；与此同时，接受过大学教育的男性比其他任何群体的工作时间都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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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疫情出现之后，以高收入群体为首的美国人却在无声无息间扭转了对工作的态度。《职场人士去往何方？从大离职到安静离开》论文中提及，从2019年到2022年，美国人的总体工作时长下降，大致可以量化为每人每年减少了33小时。论文合著者Yongseok Shin表示，其中有15小时是因为就业人数减少造成的，另外18小时则是因为职场人士确实缩短了工作时长。

拥有学士学位的25岁至55岁男性在减少工作时间方面表现最为明显，且其中收入最高的10%的男性（指年收入超过14万美元的群体）将工作时间由每周44.7小时（2019年）缩短至每周43.2小时（2022年）。论文中明确，“安静离开”的员工指的是在无形中减少工作时间，他们表现为按照岗位描述完成工作，而不承担更多的压力；在工作中，他们开始不接受无薪加班或者不加班，并且不再为升职而接受更多其他职位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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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a Savat表示，在疫情期间减少工作时间主要是“美国已婚男性群体中存在的现象”，已婚男性选择减少工作时间以更好地将时间分配在生活其他事务中，相较之下，美国单身男性、女性减少工作时间的迹象相对较弱，但是他们的工作参与度也较疫情前有所下降。Yongseok Shin则将减少工作时长定义为疫情引起的新现象，且“这种现象会一直存在”。

另一大变化趋势是，更多美国人从全职工作转向兼职工作（每周工作时间少于35小时）。美国劳工部（Labor Department）的数据显示，2022年12月及2023年1月，从事兼职工作的美国人相较此前增长了120万，而且其中大多数为自愿选择兼职工作，并非是因为无法找到全职工作等原因。2023年1月，美国自愿兼职（出于个人选择、个人原因选择兼职）的人数有2210万，是被动兼职人数的六倍，而在疫情之前，两种类型人群的差距并没有这么悬殊。

美国人对工作的态度正在发生重大转变，越来越多职场人士因为个人原因主动选择从事兼职工作，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阿宾顿校区教授Lonnie Golden指出，出于非经济原因而从事兼职工作人群的增长速度高于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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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重要性逐渐向生活让渡

目前美国正面临着职场人士总体工作时间下降、越来越多人离开工作的现状，由此造成的劳动力短缺将持续多久尚未可知。但是已经明确的是，职场人士正在重新思考工作的意义并调整工作状态。

在Yongseok Shin看来，高收入群体选择“安静离开”首先是基于自身“拥有讨价还价的能力”，这部分群体在工作中表现出的能力决定了他们在就业市场可以占据主动位置，“他们可以决定自己的工作时长而无需过分担心该决定会影响生计”。

疫情无疑是让职场人士重新思考工作与生活的推动器，论文合著者Dain Lee、Jinhyeok Park分析，一方面疫情带来的远程工作、居家办公等变化使得员工开始习惯更灵活的办公方式，因此他们开始尝试选择减少工作时间；另一方面，疫情也让他们重新评估了生活的重心，并逐步将更多精力投入在与工作无关的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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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华盛顿的律师Eli Albrecht表示，在疫情之前他每周的工作时长在80小时到90小时，现在已经缩减至60小时至70小时，虽然仍然高于平均工作时长，但相较过去的状态，Eli Albrecht已经作出了很大改变。Eli Albrecht直言，减少个人工作时间可以共同承担养育孩子的责任，不仅夫妻关系更公平，而且他也可以有时间陪伴家人，“我曾经觉得，或者说很多父亲也曾经觉得只要在经济上养家糊口就足够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另一方面，对身心健康的考量也是职场人士选择减少工作时长，或者辞去全职工作从事兼职的重要原因。美国书店兼小酒馆Elements负责人Katie Pinard表示，“对于我们的很多员工来说，25小时或者30小时是他们身体和心理所能承受的最长时间”。科罗拉多大学医学院高级副院长Lotte Dyrbye也表示，许多医护人员都希望减少工作时间从而避免职业倦怠，“如果要长期坚持下去，他们每周或者每两周需要额外的一天时间来进行解压”。

弗吉尼亚大学达顿商学院（University of Virginia Darden School of Business）工商管理学教授James R. Detert则将职场人士减少工作时长的现象归因于对工作的不满，“我认为这些都是对同一个问题的反应，职场人士对他们的工作现状不满意，同时无论是对组织本身的不满、对不道德行为的不满还是对其他问题的不满，他们都觉得不能直接抒发”，因此作为回应，“他们要么离开，要么在默默承受的同时减少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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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经济环境的影响也不容忽视，美国在线职场社区Glassdoor市场总监Bonnie Chiurazzi表示，“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没有选择离职的员工被要求承担越来越多的工作，如果他们没有得到加薪或者晋升作为交换，实际上他们的薪水就在减少”，对员工来说，当生活成本增加、工作压力增加而收入没有增加时，减少工作时间“更像是他们对所经历环境的自然反应”。

工作态度的变化影响深远

工作主义此前已经深深融入了美国的价值观，而疫情催生了新的工作态度，《大西洋月刊》作者Derek Thompson将这种现象视为对国家而言非常积极的变化。由美国高收入群体领衔的“安静离开”风潮不仅对整体就业环境造成了影响，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重塑了职场人士对自我的认知。

从就业环境看，一方面当大量职场人士减少工作时间，国家的劳动力会出现紧缺，这使得广大职场人士拥有了更多的议价能力。美国劳工部2月初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美国失业率环比下降0.1%至3.4%，创造自1969年5月以来最低水平。一般情况下，如果失业率为3.5%，职位空置率（职位空缺数量除以职位总数得到的结果）约为4.5%至5%，而2022年职位空置率达到了7%，美国劳动力市场处于非常紧缺的程度，这也意味着劳动力而非企业在就业市场上占据了更有利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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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美国经济学家Jeffrey Korzenik表态称，兼职员工的增加反应了雇主已经意识到劳动力供应充足的时候已经一去不复返，因此他们主动求变，以雇佣更多的兼职员工代替全职员工。在这种情况下，“职场父母（需要兼顾工作和家庭的职场人士）、年长员工以及其他更愿意从事兼职工作的人”都可以得到更多就业机会。

当高收入男性开始主动求变，减少工作时间而将更多精力转向生活时，这也有助于整体就业市场向更平等的方向发展。Yongseok Shin解释称，通常在社会语境下，需要减少工作时间而照顾家庭被认为是女性的选择，这往往导致女性在职业发展中有可能面临困境，而当男性主动作出新选择时，这对改善职场性别不平等有积极效果。美国报刊The Wall Street Journal（《华尔街日报》）记者Lauren Weber也报道称，在疫情开始时，女性在职场的参与率急剧下降，因此市场出现的更多兼职选择也有助于更多女性重返职场。

减少工作时长从工作效率层面考虑也是有利无害。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John Pencavel曾经通过研究发现，员工的工作效率在每周工作50小时后急剧下降，在55小时后他们的工作效率跌落谷底。因此从更长远的角度看，Yongseok Shin提出减少工作时间有助于职场人士更好地平衡工作与生活，并改善身心健康，在不超负荷运转的状态下，他们的生产力会更高，甚至工作年限也可以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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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削弱工作在生活中的比重也有助于人们重新建立对自我的认知。莱斯特大学公共心理健康教授Tom Fryers表示，现在工作不仅被认为是提供收入的方式，“对于许多人来说，工作可能是定义个人身份的关键”。当工作与生活过于融为一体时，人们会在工作上倾注过多以彰显自我价值，而实际上，美国心理学家Janna Koretz表示，这类人群一旦在工作中丧失成就感就很容易陷入困境和自我怀疑。

在这样的情况下，减少工作时间可以帮助职场人士从工作中脱离出来，并成为调整生活重心、重新审视自我的契机，进而重新定义自身的社会价值。Derek Thompson直言，“如果美国高收入群体开始不再相信工作是建立身份的核心，那么对他们这一代和下一代人来说，好处都是巨大的。”

在美国高收入人群的带动下，美国人正在尝试定义新的工作时间和工作规则，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商业和社会科学类高级新闻总监Sara Savat称，“当变革从高层开始，上级带头缩减工作时间时，其他员工就更容易效仿”。未来谁会在美国劳动力市场掌握话语权？情况正在悄然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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