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联社12月16日讯（编辑 马兰）2022年足以成为令人铭记的一年，俄乌冲突爆发引发全球巨震，这不仅仅改变了地缘政治的格局，同时也对全球大宗贸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七国集团（G7）等西方工业国家的联手制裁下，作为能源和粮食出口大国的俄罗斯，其进出口贸易大大受限，这也导致其以往的贸易伙伴收到了极为严重的冲击，如欧盟。

其中德国、波兰、匈牙利等国家付出尤其惨重的代价，这些国家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尤其高，主动限制与俄罗斯的能源贸易后，当地制造业出现了巨大的危机。

而德国是进口俄罗斯天然气体量最大的国家，也是欧盟一直以来的经济火车头。

不安的是，2022年似乎揭穿了一个事实：德国的经济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俄罗斯供应的廉价能源上，而一旦失去俄罗斯的能源，德国很难继续引领欧盟的经济成长，甚至面临可能比其他欧盟国家还要艰难的境地。

欧盟天然气现状

据媒体统计，欧盟国家今年从俄罗斯进口的天然气一路下降，截至12月13日，七天平均进口量仅为1044吉瓦时，比2016年至2020年同期的平均水平5402吉瓦时下降超过80%。

与此同时，欧盟大举购进液化天然气，截至12月13日的七日平均进口量高达5236吉瓦时，而2016年至2020年同期的平均水平仅为2370吉瓦时。

尽管从挪威和阿尔及利亚获得了新增供应，然而相比过去，欧盟今年天然气的总进口量仍然比过去几年出现了明显的下降。

这也导致欧州政府最近天天苦口婆心地警告：居民和企业请小心消费能源，为未来储备更多的燃料。

德国是众多苦口婆心国家中尤其焦灼的一个。在寒潮来临之前，德国险而又险地将储气设施填满，然而让政府破防的是，由于寒潮的降临，仅是本周一一天就消费掉了德国总天然气储备的1%。

德国联邦网络局局长穆勒在周三发出灵魂警告：现在德国储量还剩92%，按照一天一个百分点的消耗，求德国还能撑几天？

这还已经是全德居民与企业有意节约的成果。据统计，最近的供暖季中，德国天然气消耗量较往常低了15-25%。

然而，节约在另一种层面也并非好事。正如德国工业界频频警告的那样，由于天然气价格过高加上供应的限制，德国企业不得不缩小生产规模，甚至停产、破产。

能源紧缺导致工业出逃

德国执政联盟红绿灯政府对能源危机的思考有长有短，这其实也折射出三党联合执政的一些弊端。

仅从能源角度上讲，德国政府尝试了向外部寻求新增供应、帮助能源企业转嫁成本、人为为天然气定价等方式进行成本控制。

与此同时，德国进一步增加对可再生能源的利用，也退一步重启了燃煤、核能等方式补足能源缺口。

但这并不足以打消工业企业的顾虑，不断有新闻出现称，欧盟的大型工厂或企业正在往其他地区移动，以求获得更为廉价和稳定的能源供应。

巴斯夫首席财务官Hans-Ulrich Engel就在最近的采访中坚持将更多的投资安排到中国，例如投资100亿欧元建设广东湛江的全球第三大一体化生产基地。

Engel也直言不讳地指出，在中国投资力度的增加，自然会导致巴斯夫未来五年在欧洲地区投资的削减，且由于欧洲能源价格不再具备优势，欧洲已经失去了投资竞争力。

困境中短期内难解

于欧洲或德国来说，如何找到稳定的、大量的、受控的天然气将是最大的问题，这也导致走在环保先列的德国国内开始频频讨论重启水力压裂，在自己国内生产化石燃料的讨论。

但德国在化石燃料的路上其实没有多大的退路。一是由于其环保主义色彩，重启高污染的燃料不仅无法说服德国民众，也不符合德国政府的利益。

此外，德国本身并不生产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有限且自行生产也有更高的环境成本。煤炭倒是可用，但今年的“煤超疯”式涨价证明了其在经济层面的不可持续性。而核能方面，旧的电站已用不了多久，新的兴建又需要仰赖俄罗斯的技术。

因此，可再生能源是仅剩的，且最佳的选择。但可再生能源的另一个问题在于投资不足，而限制投资的一部分原因在于，欧盟在援助能源危机大条件下出台的暴利税令能源公司不满，当其利润被挤压时，按照能源公司的说法，它们也不得不降低在可再生领域的投资。

这是政府在短期和长期之间的必然选择，也成为欧盟内部竞争的新信号。

如针对陆上风电和光伏的暴利税税率政策。电价范围在200-300欧元每兆瓦时的风电及光伏发电中，法国规定其暴利税税率为30-60%，德国的范围则为32-51%，而意大利的税率仅为7-27%。英国在这一电价范围的有效税率则为25-32%。

税率越高，代表着能源商在该国赚取的利润越少，而德国的税率显然不足以吸引可再生能源发电商进入德国。

还有一根救命稻草来自于美国最新宣布的可控核聚变技术突破，这一技术被视为能源界的革新，如能商用化，欧盟或许可以从俄乌冲突带来的能源危机中全身而退。

但一个问题是，美国能源部承认该技术距商业化仍有距离。此外，美国会否在这一技术上漫天要价也未可知。因此，这一口热豆腐欧洲注定吃不上。

德国未来的能源能从何处来，长期看可再生能源会最终占据市场，但在中短期，德国似乎只能铭记“省”字诀，而“省”却意味着去工业化风险的增加。

内部分歧

于红绿灯政府而言，如何在危机下与其它党派的同事们携手共行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

社民党、绿党和自由民主党的信念截然不用，这也让德国政府在应对当前的能源危机和规划德国未来发展上有着深刻的分歧。

绿党高调而强势地声援乌克兰、支持可再生能源，作为近年来兴起的政党，它的确做到了先声夺人。此前，绿党和社民党一直坚持和平主义信念，但在俄乌冲突开始之后，绿党率先完成立场的切换，成为德国支援乌克兰的最坚定力量，而社民党却被频频指责态度犹豫。

然而这在政治分析家眼中却是另一番解读。德国Tutzing政治教育学院院长Ursula Münch指出，在支持乌克兰和阻止冲突升级之间寻找平衡是正确的行为。

就在周一，朔尔茨在一次讲话中提到，一旦俄乌冲突结束，德国应该再次与俄罗斯做生意。他也指出，俄罗斯仍将是欧洲大陆最大的国家，因此德国需要做好准备。

与激进的绿党不同，朔尔茨和社民党在多项外交政策上表现出更低的攻击性，信奉“广结善缘”，对全球化仍怀揣希望。这一点在其11月初的中国之行也得到了验证。

执政联盟之间出现分歧也成为限制德国取得重大政策进步的关键阻碍，绿党在今年早期提出的天然气附加费计划正是在这样一种混乱的情况下最后流产。

德国财政压力增大

今年是红绿灯执政的第一年，但德国民众显然不是很满意政府的作为。据ARD的一份民调显示，仅有30%的民众满意德国这届政府的领导力。

而在绿党领袖，德国现副总理哈贝克的民意多次领先社民党总理朔尔茨的情况下，社民党内部对绿党的声音越来越大。他们嘲讽哈贝克的行事作风永远是表面风光，而不注意具体操作中的问题，他提出的政策最后都让公民们为其买单。

绿党则反唇相讥称，朔尔茨差劲的表现和糟糕的民调，不会因为红绿灯内部对绿党的恶意而被淡化。

当然，唇枪舌战或许只是一时的清晰宣泄，2023年红绿灯能不能进一步解决德国的经济危机才是人们真正关心的问题。

从今年三党的工作重点来看，社民党在推动基本社会保障上作出了贡献，如最低工资的提高；绿党则表示将坚持退出核能的目标，尽管这个目标被暂时搁置且并不受普罗大众的欢迎；而自由民主党更多地关心财政健康，希望重组公共财政。

矛盾的是，在一力追求财政稳定的自由民主党的干预中，德国今年的公共拨款却逼近5000亿美元，逼近新冠疫情期间的救济支出。

此外，据德国财政部透露，德国明年将发行创纪录数量的债务，债券发行量从今年的4770亿美元激增至5390亿欧元。

持续的财政赤字加上接踵而来的偿债压力也在蚕食红绿灯联盟的政策空间。这一点英国已经先行提供了例子。

可能的政策方向

国家大规模的财政支持是缓解能源危机压力必不可缺的一环，红绿灯政府如何在财政受限的同时继续拉动经济？

绿党的方式是鼓动欧盟对发展中国家投资基建，从而带动德国企业的订单增长。

这一条路，钱由欧盟出面从成员国和欧盟企业中筹集，本身制造业强势的德国自然能分到相对多数的资源。

欧盟很多成员国事实上对此也是心知肚明，因此在欧盟层面推进这一项计划并不容易进行。

与此同时，绿党领袖哈贝克称德国明年将由产业政策主导，推动德国工业向气候中和与数字经济进行根本性变革。

此外，他呼吁不要依赖于某一国家的原材料，而是将经济更广泛地定位到亚洲。这从另一名绿党成员——外长贝尔伯克频频称赞印度，并多次发声将与东南亚国家建立更深的贸易关系中可见一斑。

还有一条路是朔尔茨尝试的拉动外资，比如让中国的中远集团参与德国汉堡港的建设并持股。朔尔茨愿意与俄罗斯重新恢复贸易也是同样的信号，即在东西方之中继续寻找平衡的立场。

两党不同的战略重心也会让明年的德国政策更加复杂，但值得注意的是，德国的能源危机、去工业化危机真正的解决方案或许不在德国的内政上，而在于其能否在外部找到足够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