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行长易纲日前发表署名文章，首度指出大规模的“他救”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安排，“自救”应成为当前和今后应对金融风险的主要方式，引发了市场高度关注。

易纲这一表态，是对过往二十年中国金融改革历程极为浓缩的一笔勾勒。本世纪初前后，以首批2700亿特别国债发行并注资四大行、四大AMC的成立并剥离不良资产等为代表的大规模“他救”动作确实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安排，其构成的历史性红利也一直延续至今。

但从2012年开始，周期和市场的变化对应对金融风险提出了新的挑战。2013年以来各类创新导致金融机构业务复杂度爆发式增长，持牌的金融机构和非持牌的类金融机构相互交融，进一步模糊了传统金融业务的边界。其中最典型的问题有两个，首先是杠杠比率，也即金融机构和股东应该以多少资本去承担风险需要重新厘定。其次则是风险透明度需要统一的标准，最典型的代表即为同业嵌套带来的各种违规行为。其他方面，牌照准入、新业态一体化监管等问题带来的挑战也不小。

由此相关的体系性建设彼时就已纳入监管考虑。在“他救”方面，存款保险基金、金融稳定基金等体系性的的建设先后铺开；“自救”方面，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推进、各类资本补充工具的落地、风险拨备要求的提高、以及后续对股东准入、参控数量要求先后被做实做细。这些努力都指向一个方向——金融机构及股东作为市场主体，应当承担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救”风险的主体责任。

笔者认为，从全球市场的实践来看，“自救”作为应对金融风险的首要原则是毋庸置疑的。首先，金融本身就是经营风险的行业，股东投入的资本金是一切经营的活动的起点，其自然应该作为风险处置的第一道防线；其次，政府“他救”的措施和规模有限，只有做实和依靠“自救”方能更大限度减少或解决风险问题，而且任何特定时期的“他救”都很难成为常态；最后，“自救”也是督促机构审慎认识日常经营风险，抑制无序扩张的最有效约束。

但要落实这一点，仅要求金融机构拥有意识和能力还不够，其关键还在于体系性的建章立规，特别是在机构设立和股东准入时要从严把关。然而从这几年的实践来看，这种系统能力的建立殊不容易。此前市场甚至有观点认为，做实机构的“自救”能力某种程度上意味着监管的过度干预，甚至是扼杀创新。但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是不负责任的，因为金融之所以属于特许经营行业，其最核心的特点就是涉及公众利益，且风险收益时间空间上的不对等性极强。历史上来看，金融机构一旦意识到创新能够为自己带来规避监管，将风险外化的机会，再想要求其有效自我约束是不现实的，不予以约束往往容易酿成系统性风险。

因此，健全“自救”的约束机制反而是监管尊重金融机构自主经营权，并减少对金融机构经营活动行政干预的基本前提。金融机构的股东和管理层必须意识到，他们不仅面对的是准入监管带来的红利，同样也要承担风险发生时的挑战，那种只希望吃政策红利、钻规则漏洞但出了问题甩给政府的心态是不可取的。银监会主席郭树清就很形象的指出，金融稳定保障基金、存款保险基金及其他行业保障基金不能成为“发款箱”。

要强调的是，“自救”和“他救”并非矛盾对立。易纲亦明确表示，如果“自救”失败，则股东承担机构破产重组或清算的法律后果，此时为保护中小存款人利益、防范系统性风险，“他救”机制和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开始发挥作用。这也意味着，作为公众资金的“他救”体系应该为公众利益而服务，金融机构必须为自身的经营行为负全责，资不抵债的金融机构不仅应该有序市场化退出，也必须通过股权清零、大额债权打折去承担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