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如何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财联社推出“新时代 新征程”系列报道，访谈官员、学者、企业家人士。展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寻找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源。

财联社10月19日讯（记者郭松峤）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

下一步中国如何推进高水平开放？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对外开放的外部环境面临哪些挑战? 未来如何更好得吸引外资？围绕这些问题，财联社专访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

在张燕生看来，最近十年，十年中国对外开放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绩，中国正在向加快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战略转变。下一步，中国对外开放有三方面重点，分别是推动流动型开放上高水平、制度型开放上高标准、创新型开放上高层次，这也是中国未来对外开放的重要方向。

他还同时指出，下一步对外开放还面临诸多挑战，包括：当前的国际环境十分严峻、全球贸易投资减速、中美战略博弈长期化。“下一步继续对外开放，稳外资仍然面临不少挑战，要从行动、政策和制度上消除外资的疑虑。”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8月，商务部表示，中方将与DEPA（《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成员开展实质性谈判，持续推进加入DEPA进程。对此，张燕生表示，中国在未来的数字贸易博弈中，要积极参与到数字贸易的规则制定当中，DEPA具有创新性、开放性、包容性等特点。中国加入DEPA，将有助于推进数字贸易的规范与发展。

“中国正加快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财联社：如何看待中国这十年对外开放的成绩？

张燕生：新时代十年中国对外开放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绩。中国先后设立了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形成了覆盖东西南北中的全方位对外开放试点的新格局。海南自由贸易港更是担当探索建立高水平高标准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重任。中国的对外贸易、实际使用外资和“一带一路”建设都取得了显著成绩。

从对外开放历史进程来看，在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对外开放的战略重点是学习借鉴东亚“四小龙”发展模式，积极参与国际大循环，推动外向型经济发展，通过嵌入国际工序分工体系，参与全球离岸制造外包链，推动了前30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工业经济和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例如，1978年的7、8月，内地和香港合资设立的企业叫太平手袋厂和大进制衣厂，分别诞生在东莞、顺德，代表了“三来一补”“代工贴牌” 和“汗水工厂”模式在中国的起步。1980年12月，第一个工商个体户营业执照在温州注册。武汉建立了第一个全国性的小商品市场-汉正街等。新时代十年，中国外向型经济战略发生了实质性变化。2008年加工贸易出口被一般贸易出口所超越，代工贴牌、全球供应链中低端、汗水驱动的离岸制造被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自主营销渠道的本地制造所替代。制造业与国内外生产性服务业深度结合、与境内外产业数字化深度结合、与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深度结合，造就了混合所有制形态、全产业链优势和全方位国际合作的对外开放新格局。

随着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目标进入收官阶段，我国推动外贸、外资、外经和全方位国际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相应开局起步。对外开放战略也由参与国际大循环转向以国内大循环主导，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推动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同时，培育新形势下参与国际合作竞争的新优势。

新时代十年，中国经济也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2012年，中国GDP增速“破八”（为7.7%），2015年，中国GDP增速“破七”（为6.9%），新冠疫情影响的三年“破六”，同时，中国经济的动能开始从扩大出口、投资转向扩大消费，从工业转向服务业，从汗水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正在向加快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战略转变。

“推动流动型开放上高水平、制度型开放上高标准、创新型开放上高层次”

财联社：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在你看来，下一步中国该如何推进更高水平的开放？

张燕生：下一步，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在这个新征程中，对外开放有三方面重点，分别是推动流动型开放上高水平、制度型开放上高标准、创新型开放上高层次，这也是中国未来对外开放的重要方向。 一是更高水平推动商品、服务、资源、要素等流动型开放。下一步货物贸易自由便利的重点将从货物贸易实现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转向提升便利化效率和水平，服务业的市场准入和投资的自由便利也要上高水平。RCEP架构下，我国承诺六年内我国服务贸易开放采取正面清单，六年后将采用负面清单。开放的本质是改革，是通过引入外来竞争压力，加快推动国内经济体制机制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是下一步对外开放的重点之一。RCEP的15个国家将形成三个经济合作圈。一是中国和东盟合作，现在东盟已经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二是中国和日本、韩国合作，这是东亚生产网络的三个核心国家。三是中国和澳大利亚、新西兰合作，这是中国初期产品安全保障的核心地区。下一步推动高水平流动型开放，构建这三个双循环经济合作圈是重点，我们期待能够成为推动新全球化继续前行的最佳实践示范区。

二是更高标准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中国去年11月26日正式申请加入CPTPP，这表明中国将持续推动制度型开放，并和国际高标准制度规则对接和衔接。中国将全面深化包括国有企业、竞争政策、产业补贴、知识产权、环境标准等方面的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三是更高层次推动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等创新型开放。要把握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世界主要国家之间就数字规则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与分歧。美国要求数据的跨境自由流动，欧盟要求数据的隐私、知识产权和消费者权益的保护。中国主张发挥数字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缩小全球性数字鸿沟。中、美、欧三大经济体关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数字规则分歧非常大。作为全球第二大数字经济体，中国加入DEPA推动更加契合中小国家、中小企业数字发展需要的多样性、模块化、适应性数字规则，是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技术促进举措。

“稳外资仍然面临挑战，要从行动、政策和制度上消除外资的疑虑”

财联社：如何看待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对外开放的外部环境，面临哪些挑战?

张燕生：一是当前的国际环境十分严峻。基于规则的全球化陷入停滞，这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世界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结束了。中央强调大变局中危和机同生并存，关键看能否化危为机，转危为安。二是全球贸易投资减速。2008年之前，全球货物贸易增长率是全球GDP增长率的1.5倍到2倍。过去10年，全球贸易增长率是全球GDP增长率的0.5倍到1倍，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引擎的时代可能告一段落。我国通过市场推动、企业推动、数字推动新全球化继续前行，大力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服务贸易、创新贸易、离岸贸易等新贸易投资机会。三是中美战略博弈长期化。当前，美国正在加快推动没有中国的全球化、没有中国的全球供应链和没有中国的亚太经济合作。我国则大力推动挂钩不脱钩、合作不对抗、开放不封闭的应对策略，“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

财联社:刚你提到基于规则的全球化陷入停滞、中美战略博弈长期化等，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对外资是否还有吸引力，未来如何更好得吸引外资？

张燕生：下一步继续对外开放，稳外资仍然面临不少挑战。数据的背后隐含了很多深层次的危机和问题。一是今年1-8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8927.4亿元人民币，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16.4%，折合1384.1亿美元，增长20.2%，其中服务业外资占75%。2021年制造业外资占比已经跌破20%。

服务业外资虽然是为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服务的，包括研发服务、技术服务、设计服务、资讯服务、专业服务、人才服务等。但其背后有效率驱动型外资长期增速放缓的趋势。今年我在一些地区调研观察到，很多地方的制造业外资增长主要是靠再投资，也就是成本驱动型的外资在支撑增长，另外一些地区外资增速很高，但主要是市场驱动型外资，效率驱动型外资明显下降。

当前，一些全球性跨国公司在实操层面上在把其供应链和产业链分成中美两个平行体系。现在美西方极端分子试图把中国变成跨国公司的一个普通市场地，把关键技术、设备和零部件生产撤出中国。

关于如何更好吸引外资，要从行动、政策和制度上消除外资的疑虑。对投资中国的预期，最重要的是不要陷入东亚地区冲突对抗的陷阱,这也是能给外商带来确定性前景的定心丸。此外，中美之间有很多利益纠缠，很多领域是很难脱钩的。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扩大科技、产业、金融对外开放，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纠缠态势。

“中国要参与到数字贸易的规则制定当中”

财联社：今年8月，商务部表示，中方将与DEPA（《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成员开展实质性谈判，持续推进加入DEPA进程。加入DEPA对中国有哪些影响？

张燕生：这个问题其实可以放在大历史角度来看，根据麦迪逊教授《世界千年经济史》的数据，1820年中国GDP占世界比重为32.9%，美国为1.8%。美国由弱变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把握住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机遇，在1894年跃居世界工业第一强国。德国也把握住了机遇，在19世纪末期，德国成为欧洲第一工业强国。我国没有把握住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机遇因此由盛而衰。由此可以看出，历史上能否把握住工业革命的重要战略机遇实际上是决定国家间实力对比变化最重要的因素。

当前是AI革命或者说是数字技术革命时代，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服务经济、知识经济之后的主要经济形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向，推动制造业、服务业、农业等产业数字化，利用互联网新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链条的改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发挥数字技术对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

中国要把握住第四次工业革命这5方面的重大机遇，这也将决定未来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关系，更会改变中国和世界在全球供应链合作的关系。数字技术革命将极有可能通过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5g、工业互联网等网络和数字手段，推动智慧物流和数字供应链管理发展，构建基于人机交互的分布式全球新生产体系，每个区域的供应链都很短但有很高弹性韧性柔性，通过智慧物流、数字供应链网络，满足本地化、个性化、小批量定制化、多样性和虚拟空间的新需求。这是依靠市场的力量、技术的力量、民间的力量渗透到世界任何一个角落，战胜极端分子挑起新冷战和脱钩企图。从数字规则来看，如果美国和欧洲主导，中国和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将会非常被动。因此，在未来的数字贸易话语权、定价权、规则制定权的博弈中，我国要参与到数字贸易的规则制定当中，积极参与并推动DEPA前行。这将有助于推进数字贸易的规范与发展，有利于增进世界绝大多数经济体和工商界共商共建共享数字经济机会和成果。加入DEPA是一个小切口，但会切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