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联社5月15日讯（记者 徐川） 3月以来，我国多地受到疫情袭扰，对经济运行态势有所影响。在14日举行的“2022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原司长盛松成预计，二季度我国GDP增速为2.1%。

为应对疫情冲击，盛松成认为，稳健的货币政策宜稳中趋松，支持实体经济恢复发展，并有效配合积极财政政策的落实。

对于货币政策的整体效果，多位与会人士表示，目前我国央行应对疫情的整体判断、货币政策的选择、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是有效果的。我国没有搞“大水漫灌”，而是采取货币政策结构性逆周期发力，定向精准支持小微企业、制造业等重点领域，这既激活了微观主体活力，又增强了总体创新能力，稳定了产业链与供应链，也稳住了宏观经济。

降息的作用是“防火”

疫情之下，货币政策能发挥怎样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张斌表示，如果将疫情期间的经济环境比作森林火灾，货币政策在其中发挥的三个及时作用分别是“防火”、“灭火”、“救灾”。

对于“防火”，张斌认为，疫情期间企业或消费者无法进行正常的经济活动，就会出现现金流断裂，如同森林里到处是火星子，此时需要普降甘霖，那么总量政策扮演了大雨的角色，具体可通过降低利率的方式，既能降低债务成本，也能提高资产估值，这对绝大部分经济主体的现金流都能起到改善作用。

对于“灭火”，张斌称，当一个市场出现火灾，火势会迅速传递至其他市场，美国货币当局及时灭火的具体方式是有针对性地放水，而我国各个金融市场运行相对平稳，但其中房地产市场经历了过度下行。他认为，重点应对措施在于降低房贷利率，推动房贷利率的市场化竞争。

对于“救灾”，张斌进一步表示，这需要针对特定的行业与企业，找到它最需要救助的地方。但既然是“救灾”，就意味着借出去的钱未必会完整地收回来，因此“救灾”其实更适合由财政来做，货币当局更多起到的是辅助作用。

除境内疫情多点复发之外，海外环境也日趋复杂。在内外部因素交织共振下，货币政策发力时点如何选择？

“石油、天然气价格上涨，进一步推高了大宗商品的价格，影响了全球供应链的修复，这加大了中国输入性通胀的压力，也有可能会对中国的货币政策形成掣肘。”中银国际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分析称，最近两个月，中国的CPI同比、环比增速出现上升，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时间窗口并不是美联储是否加息，而是通胀期到来之前。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黄海洲亦表示，当前需要有更大力度的财政、货币政策支持，并且时间点很关键，宜早不宜迟。

结构性工具发挥作用越来越大 总量政策亦不能忽视

近年来，我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体系得到创新和完善，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有效发挥。近期，人民银行又推动设立科技创新和普惠养老两项专项再贷款，促进金融资源向重点领域与行业倾斜。

“当前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约占到央行对商业银行债权的60%左右，已超过中期借贷便利、逆回购操作等普通类型的流动性支持在债权中所占的部分。”清华大学金融科技研究院金融发展与监管科技研究中心主任、华夏银行原行长张健华表示，市场化是货币政策传导的改革方向，通过价格调控取代数量型调控。当前价格型的货币政策工具用得相对少一些，数量型的工具用得比较多，并且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使用越来越具体。

对于实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张健华分析称，一是能够向市场传递信号，即央行货币政策除总量与价格外，预期管理和引导性导向也很重要；二是此类直达的货币政策工具缩短了传导路径；三是起效快，而无论是数量型还是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发挥作用都有一定的滞后期；四是能够直接降低一部分企业的融资成本。

“鉴于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指向性较为清晰，因此需要央行与政策制定者走在市场前面，要更清楚地知道投向哪个行业的效率会更高。”张健华表示。

但他也同时指出，这种以价格优惠吸引银行撬动资金的方式，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不如投资性质的财政资金更加有效；结构性改革也是长期问题，通过货币政策的短期工具来支持长期结构变化有一定难度。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则认为，总量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需要加强，而一些结构性货币政策要保持相对谨慎的态度。“央行提供的流动性直接投放在指定领域，引发的问题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间的界限是否出现一些模糊？此外，随着货币政策越来越多的结构化，与政府过去传统的资金配置又有怎样的差异？”